Skip Navigation

面对卵巢癌的诊断——她从医生变为患者的经历

  • luisa-stigol-and-daughter-odile

    Stigol博士和女儿Odile

  • Luisa Stigol博士著(Luisa Stigol, MD, FAAP)

    74岁的我曾是一位儿科执业医生,在一家与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关联的多学科工作组供职。当医生40年后,我仍然对与患者一道学习和分享新事物抱有热忱。之后,我被诊断患有卵巢癌(ovarian cancer)——一道隐形的墙在我和曾经并肩作战的患者之间骤然形成。

    我的诊断来得很偶然,那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时光。因为工作繁忙以及照顾日渐衰弱的丈夫,我推迟了一年一度的妇科检查。在我丈夫过身后,我去纽约看望女儿Odile。我和女儿的猫一起睡在沙发床上,某一天晚上,猫咪踩到我的腹部,我随即从睡梦中惊醒,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尖叫。第二天早上,我仔细检查了腹部,发现了本不应属于那里的硬块。

    回到波士顿以后,我终于去妇科医生处就诊,之后确认了我体内有一个卵巢肿瘤的事实。这个较大的肿瘤足以将我的子宫抬起;这也就是我摸到硬块的缘由。尽管妇科医生让我去做超声检查(ultrasound),我的第一反应依旧是 “现在是早上9点,我自己还要看20位患者” 。超声波检查确认了医生的疑惑:我患有1期卵巢癌(stage I ovarian cancer)。唯一的值得庆幸的消息是肿瘤的肿胀导致了早期的确诊。

    我立即在供职了31年的布莱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接受手术治疗。尽管我的肿瘤已被摘除,但在手术中或曾意外溢出到腹腔的癌细胞是最具浸润性的。因此,我必须接受化学疗法(chemotherapy)。

    癌症于我的家族而言并非新鲜事。在我12岁时,32岁的母亲因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过世;数十载前,我的堂(表)亲因癌症接受治疗,我作为看护人守护在侧。最初我拒绝了接受化疗的要求,因为我自认为度过了圆满的一生。但是,女儿Odile坚持要我和转诊的妇科肿瘤学家Ursula Matulonis博士(Ursula Matulonis, MD)约诊。Matulonis博士现任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苏珊·F·史密斯女性癌症中心妇科肿瘤学主任(Division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in the Susan F. Smith Center for Women’s Cancers at Dana-Farber)。

    我仍记得首次就诊的体验,包括房间、走廊、穿透窗户的明媚阳光,还有我的恐惧。当时,我已经准备了给出不接受化疗的理由。令我惊讶的是,就诊结束后的一个半小时后,我同意了治疗的方案。Matulonis博士的话语——“我们会一起战胜癌症” ——以及友善的面庞让我记忆犹新。她对我的鼓励让我至今热泪盈眶。

    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了解妇科癌症的治疗信息。

    女儿Odile从纽约赶赴波士顿,勤勉地履行看护人的职责,陪伴我度过每一个化疗疗程。在治疗之余,丹娜—法伯还开展了一系列协助患者应对诊断和康复的活动,我从中选择了写作。我深知写作带来的慰藉,因此决定继续写回忆录。无论是独处还是在寓所里有护士的帮助下,电脑是我的支撑。每一天我都会写一写,有时在凌晨三点亦如是。

    照护我的输液护士们(IV nurse)有如天使。化疗的副作用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做任何活动。我曾一直认为 “愿君康复” 的卡片是一种美国独有的非理性风潮,但现在它们却成为我和我的患者之间的纽带。孩子们(在卡片上)的绘画让我整日喜笑颜开。

    有人建议我加入互助小组(support group),它也成为我生活中的重点活动,与之相伴的还有我的同龄人、人生楷模和幸存者。这些女性亦在接受化疗,她们彰显出的力量、呵护、团结及同理心一直与我同在。此外,我还参加了丹娜—法伯莱奥纳多∙P∙扎奇姆综合治疗与健康生活中心(Leonard P. Zakim Center for Integrative Therapies and Healthy Living)的放松运动,这也成为了我的诸多回忆之一:所有的活动都在一个宽敞的房间展开,里面铺着绣有迷宫轮廓的地毯。最初,我很犹豫地加入扎奇姆中心的活动,后来在坚持的过程中,我不再被焦虑困扰。

  • luisa-stigol-w-grandchild

    Stigol博士和外孙女

  • 最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或许不能再行医了。于是,我开始能够满足人生目标的其它选择,一切从在波士顿本地的一家艺术博物馆作志愿者入手。这也为我现在的职务奠定了基础,我目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担任无障碍通道志愿者。

    自诊断起至今15年,我的癌症达到完全缓解,举例来说:我甚至不用和Matulonis博士作年度检查。现在,我不仅和女儿一家住得很近,还每天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生活得十分幸福。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我已做好准备。

    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了解更多患者故事: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

  • 预约
    +1-857-215-1200

    在线预约
    丹娜—法伯/布莱根和妇女医院癌症研究中心
    US News adult badge
  • Harvard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logo
  • 转载须知

    阁下若有媒体联络需求,敬请致电617-632-4090,请阁下指明与媒体团队洽谈;或请发邮件至media@dfci.harvard.edu。阁下如欲转载本文,请发邮件至kun_ma@dfci.harvard.edu,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感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