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isa Stigol博士著（Luisa Stigol, MD, FAAP）
74岁的我曾是一位儿科执业医生，在一家与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关联的多学科工作组供职。当医生40年后，我仍然对与患者一道学习和分享新事物抱有热忱。之后，我被诊断患有卵巢癌（ovarian cancer）——一道隐形的墙在我和曾经并肩作战的患者之间骤然形成。
我的诊断来得很偶然，那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时光。因为工作繁忙以及照顾日渐衰弱的丈夫，我推迟了一年一度的妇科检查。在我丈夫过身后，我去纽约看望女儿Odile。我和女儿的猫一起睡在沙发床上，某一天晚上，猫咪踩到我的腹部，我随即从睡梦中惊醒，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尖叫。第二天早上，我仔细检查了腹部，发现了本不应属于那里的硬块。
回到波士顿以后，我终于去妇科医生处就诊，之后确认了我体内有一个卵巢肿瘤的事实。这个较大的肿瘤足以将我的子宫抬起；这也就是我摸到硬块的缘由。尽管妇科医生让我去做超声检查（ultrasound），我的第一反应依旧是 “现在是早上9点，我自己还要看20位患者” 。超声波检查确认了医生的疑惑：我患有1期卵巢癌（stage I ovarian cancer）。唯一的值得庆幸的消息是肿瘤的肿胀导致了早期的确诊。
我立即在供职了31年的布莱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接受手术治疗。尽管我的肿瘤已被摘除，但在手术中或曾意外溢出到腹腔的癌细胞是最具浸润性的。因此，我必须接受化学疗法（chemotherapy）。
癌症于我的家族而言并非新鲜事。在我12岁时，32岁的母亲因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过世；数十载前，我的堂（表）亲因癌症接受治疗，我作为看护人守护在侧。最初我拒绝了接受化疗的要求，因为我自认为度过了圆满的一生。但是，女儿Odile坚持要我和转诊的妇科肿瘤学家Ursula Matulonis博士（Ursula Matulonis, MD）约诊。Matulonis博士现任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苏珊·F·史密斯妇科癌症中心妇科肿瘤学主任（Division of Gynecologic Oncology in the Susan F. Smith Center for Women’s Cancers at Dana-Farber）。
我仍记得首次就诊的体验，包括房间、走廊、穿透窗户的明媚阳光，还有我的恐惧。当时，我已经准备了给出不接受化疗的理由。令我惊讶的是，就诊结束后的一个半小时后，我同意了治疗的方案。Matulonis博士的话语——“我们会一起战胜癌症” ——以及友善的面庞让我记忆犹新。她对我的鼓励让我至今热泪盈眶。
从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了解妇科癌症的治疗信息。
女儿Odile从纽约赶赴波士顿，勤勉地履行看护人的职责，陪伴我度过每一个化疗疗程。在治疗之余，丹娜—法伯还开展了一系列协助患者应对诊断和康复的活动，我从中选择了写作。我深知写作带来的慰藉，因此决定继续写回忆录。无论是独处还是在寓所里有护士的帮助下，电脑是我的支撑。每一天我都会写一写，有时在凌晨三点亦如是。
照护我的输液护士们（IV nurse）有如天使。化疗的副作用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无法做任何活动。我曾一直认为 “愿君康复” 的卡片是一种美国独有的非理性风潮，但现在它们却成为我和我的患者之间的纽带。孩子们（在卡片上）的绘画让我整日喜笑颜开。
有人建议我加入互助小组（support group），它也成为我生活中的重点活动，与之相伴的还有我的同龄人、人生楷模和幸存者。这些女性亦在接受化疗，她们彰显出的力量、呵护、团结及同理心一直与我同在。此外，我还参加了丹娜—法伯莱奥纳多∙P∙扎奇姆综合治疗与健康生活中心（Leonard P. Zakim Center for Integrative Therapies and Healthy Living）的放松运动，这也成为了我的诸多回忆之一：所有的活动都在一个宽敞的房间展开，里面铺着绣有迷宫轮廓的地毯。最初，我很犹豫地加入扎奇姆中心的活动，后来在坚持的过程中，我不再被焦虑困扰。
Stigol博士和外孙女
最后，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或许不能再行医了。于是，我开始能够满足人生目标的其它选择，一切从在波士顿本地的一家艺术博物馆作志愿者入手。这也为我现在的职务奠定了基础，我目前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担任无障碍通道志愿者。
自诊断起至今15年，我的癌症达到完全缓解，举例来说：我甚至不用和Matulonis博士作年度检查。现在，我不仅和女儿一家住得很近，还每天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生活得十分幸福。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我已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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