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些卵巢肿瘤类器官的制作过程很快，所以我们能够开展快速、直接的药物测试及药物组合，以预测患者的反应” ，本研究的资深作者Alan D’Andrea博士（Alan D’Andrea, MD）说道。D’Andrea博士是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苏珊·F·史密斯女性癌症中心（Susan
F. Smith Center for Women's Cancers）的主任，亦负责指导研究所DNA损害和修复中心（Center for DNA Damage and Repair）的工作。
D’Andrea博士还特别指出，医界还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以验证乳腺癌类器官的可靠性，并使其达到监管标准。
从手术室到实验室
本研究的第一作者是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与布莱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一位病理学家——Sarah J. Hill博士（Sarah J. Hill, MD, PhD）。Hill博士对33个类器官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些类器官是从22位高分化卵巢癌（high grade ovarian cancer）患者处取样制成的。高分化卵巢癌是最致命的一种卵巢癌，Hill博士在丹娜—法伯/哈佛大学癌症中心（Dana-Farber/Harvard
Cancer Center）及布莱根与妇女医院的妇科肿瘤外科医生的帮助下，从手术室中获得卵巢肿瘤组织样本，随后在实验室内用这些细胞来制作类器官。每一个类器官都含有100-200个癌细胞，大小约为打印文档一行句子。引人注目的是，90%的患者样本都被制成了可用的类器官，该比例比其它类型的实体肿瘤类器官的可用比例都高很多。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些类器官含有免疫细胞，这对今后测试用免疫疗法药物治疗卵巢癌起奠定作用。
许多高分化卵巢癌都因DNA的变化而弱化，这些DNA变化会损害肿瘤细胞修复基因损害的能力，而以这种弱势之处为靶点正是化疗的基础。在手术之外，初始疗法还有铂类药物（platinum-based drug）和紫杉醇（paclitaxel）药物的组合疗法；铂类药物能够损害肿瘤DNA。目前还没有能够预测哪些患者对铂类药物呈敏感性的好方法，且很多患者最后都对铂类药物呈现了抵抗性。
PARP（全称为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是另外一类杀死携带残缺DNA损害修复机制的肿瘤细胞的药物。携带BRCA1和BRCA2突变的高分化卵巢癌往往对PARP抑制剂起反应，但是目前尚未有能够预测哪些患者会对PARP药物起反应的测试。以ATR和CHK1抑制剂为代表的新药物或许能够在PARP抑制剂无效时起作用。
类器官对DNA修复状态的预测
目前，医界还用基因组测试（genomic testing）来预测患者对DNA损害修复药物的敏感度。然而，Hill博士指出： “我们认为，仅凭基因组数据一项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出高分化卵巢癌真正的DNA修复能力，而对选择靶向药物而言，我们还要一个能马上投入使用的方法” 。
当研究人员对完成制作的类器官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这些类器官与患者肿瘤的基因组成部分高度匹配，且没有出现新的突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大部分类器官对PARP抑制剂——奥拉帕尼（olaparib）并不敏感，预示了肿瘤在同源重组（homologous recombination）方面没有缺陷，尽管基因组测试曾显示出很多肿瘤会有同源重组缺陷；同源重组是DNA损害修复的类型之一。Hill博士说道： “尽管PARP抑制剂敏感性很低这一点让我们很震惊，但是我们的实验还是显示出它比单独用基因预测更为准确的结果”
。这些类器官还对研究其它有关敏感度的机制或对损害肿瘤DNA药物的耐药性机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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