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10%的胰腺癌患者携带遗传基因变种

Matthew Yurgelun博士（Matthew Yurgelun, MD）

2018年7月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讯

来自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表示，在一组大型的胰腺癌患者研究中，科研人员发现其中10%的患者体内携带基因变种或突变（genetic variations or mutations），后者或可增强他们对胰腺癌的易感性。同时，这些变异中的一部分与更多有利于对特定化疗药物起反应有关。

今日，本研究的成果刊登于《医学遗传学》期刊的线上版（Genetics in Medicine），且相关的研究发现促使丹娜—法伯的医生们在所有胰腺癌患者确诊之时，就为其提供基因检测（genetic testing）服务，无论这些患者的年龄或家族癌症史。

科学家们表示，本研究的潜在益处良多。假如就像研究呈现的那样，特定的遗传突变增加了胰腺癌对诸如铂类化疗和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 inhibitors）等损害DNA的药物（DNA-damaging agents）的易感性，那么检测结果将对疗法起指导作用。此外，一种遗传性胰腺癌易感性突变的存在增加了近亲携带家族性癌症症状的一个变异基因的几率。家属或可选择做针对这些症状的基因检测，且在某些情况下，家属还可以从以降低风险为目的的监测和积极治疗中受益。

“根据本研究及其它研究中的数据，目前我们正在为所有胰腺癌患者提供基因检测，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家族史差异” ，来自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Matthew Yurgelun博士（Matthew Yurgelun, MD）说道。他是本研究的三位首席作者之一。他表示，直到最近，很多有关胰腺癌的遗传性或 “生殖系（germline）” 突变的预估都还处于较低的程度。此前，研究人员还思考过：如果一位患者在早期确诊，或该患者具有胰腺癌家族史，如此会指向该患者具有生殖系突变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学界已经辨认出上述因素并不是驱动一种遗传性突变的可靠因素。

新的报告源于一项针对判定胰腺癌生殖系癌症易感性的基因变种的流行率。它包括：对289位患者进行新一代生殖系DNA排序，以在24种与遗传癌症风险有关的基因里寻找变异。其中若干个如BRCA1、BRCA2、ATM等基因都与细胞修复两束DNA分子的间断的能力有关（注：双链DNA修复基因——double-strand DNA damage repair genes，或者dsDDR基因）。其它若干基因则与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或其它癌症易感性症状有关，林奇综合征是一种家族性、对包括胰腺癌在内的若干种癌症具有易感性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家族性非典型多发性痣病/黑色素瘤综合征（familial atypical multiple mole/melanoma syndrome）、Peutz-Jeghers 综合征（Peutz-Jeghers syndrome），以及李-佛美尼症候群（Li-Fraumeni syndrome）。

研究人员对289位接受过手术切除肿瘤的胰腺癌患者进行了DNA排序。排序结果表明：其中28位患者（9.7%）携带遗传性变异（inherited alteration）——暨突变（mutations）或DNA变种（DNA variations）——这些基因变异导致患者具有患癌倾向。在这28位患者中，有6位患者（21.4%）曾有过家族胰腺癌病史。

此外，在289位患者中有21位（7.3%）携带双链DNA损坏修复基因或dsDDR基因的变异或变种，例如：BRCA1、BRCA2以及 ATM。携带此类基因变异的患者们的整体幸存水平都相对极高，中位生存期为34.4个月；与其相比，不曾携带这类基因变异的患者们的中位生存期只有19.1个月。在疾病复发后，那些携带dsDDR变种的患者在经过以奥沙利铂（oxaliplatin）为基础的化疗后，其卓群的整体幸存率呈不显著趋势（non-significant trend）。

除了对患者的生殖系DNA进行排序以寻找一个癌症易感基因的遗传突变或变种副本，科学家们还从患者的胰腺癌肿瘤中提取出DNA，并进行排序。正如科学家们预判的那样，这些“体细胞”DNA（somatic DNA）将揭示“二次打击”（second hit）——暨存在于生殖系易感基因的另外一个副本中的变异：第一次打击会增加胰腺癌的遗传风险程度，第二次打击是在患者生命的某个阶段得来的，它会引发一个胰腺癌肿瘤的生长。然而，科学家们旨在44.4%的携带生殖系遗传变种的患者体内检测到二次打击——该发现被本研究作者们评价为“在某种程度让令人惊讶”。

本研究的联合作者有：来自布莱根和妇女医院（BWH）病理科的Jonathan A. Nowak博士（ MD, PhD），以及来自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胃肠道癌症中心（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enter）以及荷尔胰腺癌研究中心（Hale Center for Pancreatic Cancer Research）的Brian M. Wolpin博士（ MD, MPH）。

本研究的部分赞助来自：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哈佛大学癌症中心胃肠道癌症SPORE补助金（项目编号：P50 CA127003）、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编号：U01 CA210171）、路斯特格尔顿基金会（Lustgarten Foundation），以及荷尔胰腺癌研究中心（Hale Center for Pancreatic Canc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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